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3宋明理学教案2篇

宋明理学教案2篇

宋明理学教案一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列举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状况；

（2）一定思想文化是一定社会状况的产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存在；

（3）理解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正确看待和评价各个时期儒学的历史地位；

（4）通过对历史上儒学的发展变化的有关知识的掌握，了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规律，探究宋明理学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

2、过程与方法：

（1）结合宋明理学代表人物的经历和浅显的文字材料，帮助学生弄清理学的内涵。

（2）了解思想观点，观察儒学发展变化，分析其历史地位和价值；并联系相关知识，比较综合归纳、探究历史规律。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三教并重局面的出现，反应了不同文化的互补可以促进思想文化的发展，反应了维护互补的重要性；

（2）儒学从佛教、道教中吸取了有益的内容，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辩化的过程，认识这是中国儒学的一大进步；

（3）心学的出现既反应了理学的发展，也说明了理学的不足，新的思想萌芽呼之欲出；

（4）援引一些对宋明理学评价的材料，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谈一谈宋明理学的精神取向及其现实启迪。

★教材分析：

本课教材主要从三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魏晋隋唐时期儒学的发展；宋朝的程朱理学；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家思想发展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一方面反映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学，也有一种“与时俱进”、自我调节、适应时代的本能，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衰落，不断发展完善和走向极端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中学生对了解掌握历史上各种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有比较大的难度，这些内容比较枯燥，又难以理解，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充分准备，精心设计，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努力提高教学效益。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程朱理学基本内容。

难点：理解理学和心学的思想内涵；正确评价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历史地位。

★教学过程及要点：

导入新课：

教师以引言部分的内容为素材，告诉学生汉代以后由于社会动荡，人们对传入的佛教有了更多的兴趣，儒学思想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可以从杜牧的诗入手，介绍梁武帝三次入寺院当和尚的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设问：

1．为什么汉代儒学刚刚确立了正统地位，汉以后人们对佛教的兴趣日增？

2．佛教的兴盛开始挑战儒学的地位，儒学应该怎么办？

由此导入新课。

一、三教合一：（儒、佛、道三教合归儒）

1、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新发展：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即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中国本土化；道教也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遵道”。

（1）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面临严重挑战的原因：

①佛教的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他们将佛教作为巩固统治，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其次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当时南北对峙，王朝更迭频繁，兵戈不息，剥削残酷，压迫深重，人民要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再次，佛教本身具有很大欺骗性。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生幸福上，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和安慰；第四，实际经济利益的驱使。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僧尼不入国家户籍，可以逃避赋役，破产农民大量投身寺院，寺院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力量；第五，佛教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在自身传统方面作了自我改造，给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各种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上机会均等的满足。

【备课资料】最爱当和尚的荒唐皇帝——梁武帝萧衍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字相达，齐高帝萧道成族人．其父萧顺之曾助族兄萧道成创齐，官至顿军将军、丹阳尹。萧衍博览群书，有文武才干，曾被齐竞陵王萧子良召入为西职。与沈约、谢眺等著名文士台称西郧八友。萧衍因助齐明帝杀齐武帝诸子，被迅速提升，齐明帝死前，任命他为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的雍州刺史。萧任雍州刺史后不久，齐东昏侯萧卷宝即位，杀戮大臣，乱事四起，萧衍起兵，一年后攻下建康，杀萧宝卷。追贬他为东昏侯。次年四月，萧衍又以梁王的身份取代他拥立的齐相帝萧宝融，建立了梁朝。

梁武帝三十八岁登基，八十六岁死于侯景之乱，在位四十八年。他一反前朝建立之后大杀前朝宗室人物的作法，齐高帝萧道成嫡系子孙都可以出仕梁朝。梁武帝创业功臣也都得善终，梁宗室子弟只要不蓄意谋反，都得以重用。他又是历代王朝最有学问的皇帝，他即位以后，虽政事繁杂，仍手不释卷，一生撰写注释、闻释儒经及佛教经典的著作数百卷，文学作品集120卷，组织并参与编撰了长达600巷的《通史》。

梁武帝笃信佛教，造诣极深，并屡屡向寺庙捐助财物，曾经三次入寺舍身，最长一次有37天。这位皇帝在宗教信仰方面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作为一名狂热的佛教徒，梁武帝在位期间花费大量公款，兴建了大量佛寺。公元519年，他在同泰寺院受菩萨戒，从此被称为“菩萨皇帝”。更荒唐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佛祖的虔诚，公元527年，身为一国之君的梁武帝到同泰寺做法事时，竟突发奇想地宣称要舍身于此，甘为寺奴。还下令改年号为大通。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吃素。老人皇帝做事总是和年轻时、壮年时不一样。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大臣议论纷纷，都反对。最后，萧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

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被群臣把他从寺庙里接回，要他继续主持朝政。梁武帝回宫后，想想不对：“普通百姓出家后，要还俗还得拿一笔钱向寺院赎身；我是堂堂一国之君，还俗怎么能不出钱呢!”

于是，梁武帝再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这次大臣们又来请他回宫，他说什么也不答应了。有个大臣忽然灵机一动，说道：“皇上既然‘舍身’为僧，我们就要为他‘赎身’，才能请他回宫啊!”

大臣们觉得这话有道理，就化了一万万钱，去同泰寺为梁武帝“赎身”。寺院住持收到这么一大笔赎金很高兴，十分爽快地同意这位皇帝和尚还俗。

过了不久，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而且，他为了表示自己虔诚信佛，不但“舍”了自己的身子，还把宫内的人以及全国的土地都“舍”了。梁武帝“舍”得多，为他“赎身”的钱也要化得更多。大臣们花了一个月，凑足了二万万钱，又把他赎了回来。

过了一年，梁武帝第四次又到同泰寺出家。大臣们只得又用一万万钱为他“赎身”。

梁武帝前后四次出家当和尚，大臣们共花了四万万“赎身”钱，把国库都给折腾光了。梁武帝晚年一心只想当和尚，不管国家大事，朝政混乱，最后连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了。

548年，爆发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叛乱，因这场叛乱的发动者是投降梁国的东魏将领侯景，史称“侯景之乱”。萧正德权欲熏心，迎侯景入建康(令江苏南京)，侯景集中兵力围攻建康中心台城。梁朝诸王军队虽然已汇合到建康周围，但都按兵不动。台城被围130多天，粮食断绝，以人肉相食，又疫病流行，城内十多万人，最后只剩下二、三千人，城内到处都是尸体。549年3月，侯景攻破台城，把梁武帝萧衍囚禁起来。侯景控制朝廷后，马上杀掉萧正德，不久，86岁的老皇帝被活活饿死。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高寿皇帝。

②道教在民间的传播：道教创立于东汉末期，开始主要在受苦受难的民众中流行，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道教最早的表现形式，太平道发动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遭到镇压，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江南江北广大地区仍然继续流传，在上层社会中也拥有不少信徒。魏晋以来，封建统治阶级逐步对原始道教从理论上、组织上加以改造，使它成为巩固统治的精神工具。东晋时道教日盛，不仅有皇帝、大臣信奉，下层民众中也拥有众多的信徒。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以五斗米道为号召，领导农民起义。南北朝时，官方道教已经形成。

③儒学本身的问题和缺陷：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思辨性和理论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儒学在孔子创立之时，只是一些伦理原则和教条，由于孔子本人罕言“性与天道”，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从“四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讲究阴阳家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样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扬雄），而董氏谶纬神学化的论证更是粗浅，不值一论。

（2）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①儒教：早在魏晋，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魏晋玄学上承先秦西汉以来的道家哲学思想，并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先秦西汉的新道家学说。玄学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体现在政治上，便主张“无为”，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也要无为而处。汉初黄老思想所讲的“无为”，着重讲统治术；玄学所说的“无为”，重点在讲处世术。从“无为”出发，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辩解，认为“名教即自然”，封建的尊卑、上下关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玄学是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其宣扬的老庄哲学，经过曲折的演变，终于与儒家哲学相表里，即披着道家思想外衣来宣传儒家纲常名教的外道内儒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成为士族地主的意识形态。

②佛教：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佛教自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佛教调整了与世俗王权的关系，调整了与儒学的关系，调整了与民俗的关系。特别是调整了与儒学的关系。佛教的传入并泛滥，必然要引起中国传统思想的抗争，首先引起论争的是道教，在理论上与佛教争论的是儒家，但儒家是以直觉思维进行批判的，缺乏思辨的理论色彩。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这使得许多佛教徒竭力调和佛、儒两家，“内（儒）外（佛）兼修”，解释戒杀为仁，戒盗为义。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则解释为出家不是不问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统一了出家与入世的关系。

③道教：晋朝人葛洪是最早把道教理论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的人，他所写的《抱朴子》一书，不仅对战国以来“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阐发论述，更重要的是把神仙信仰与儒家思想捏合起来，提出道教徒要以忠孝仁信为本，否则，虽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北朝寇谦之以“整清道教”为己任，打出“专以礼度为首”的旗号，完全按照封建伦理观念制定了一套教义，鼓吹“于君不可不忠”，“不得叛逆君主，谋害国家”，劝导人们“勿怨贫苦”，“戒勿以贫贱求富贵”。他还袭用佛教轮回转生思想，用“若有罪重之者，转生虫畜”欺骗恫吓人民。刘宋的陆静修依据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吸收佛教仪式，编制了新的道教斋戒仪式，齐梁时的陶弘景，以现实社会为模式，制造出“仙亦有等级千亿”的理论，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道教兼采儒、佛、道三家之说，把它们糅杂融汇在一起，以汉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形式出现，有利于宣传推广，扩大影响。

2、隋唐时期，儒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三教合一”。

（1）隋朝：儒学提出“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2）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隋末，道教徒积极参与了灭隋建唐的政治活动，到唐朝初年，李渊和李世民尊道抑佛，先道后佛，李世民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了道教的特殊地位。武则天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道教势力受打击。唐睿宗、唐玄宗父子二人迷信道教，道教优势又逐渐得以恢复。唐肃宗、唐代宗崇佛，道教势力再次衰退。到了唐武宗时，朝廷废禁佛教，独尊道教，第三次出现道胜于佛的优势。道教宣传清净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轻徭薄赋的要求有相同相通之处和异曲同工之妙，适应了唐初社会在大乱之后，天下初定，人心思治，统治者调整政策的政治需要。同时，道教也提倡佛教的“因果报应”，还鼓吹儒学的“忠”（忠于君主）和“孝”（孝敬父母），此外，还搞巫师的一套“长生术”，不仅适应了统治者麻痹人民的需要，也迎合了统治者追求长命富贵的欲望。

隋朝比较重视佛教，隋文帝广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译经写经。李世民尊道抑佛，但他也敏锐地感到，宣传“因果报应”，鼓吹“与世无争”的佛教，也不失为可利用的工具，因此在过去的战场建造佛寺，以后又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序文，采取二教并重政策。唐朝有三次崇佛高潮，第一次是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曾利用佛教篡位，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进一步刺激了佛教的发展。第二次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第三次出现在唐懿宗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儒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佛教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或者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性化了。

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发展中，儒教日益处于劣势，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佛道二家的压力。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唐中叶以后，儒学大师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率先提出要复兴儒学。他们在回应佛道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道入儒。韩愈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所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并且自己以继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所有这些都启发后来的儒者以一种复兴儒学的意识。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宋明理学之端绪。韩、柳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汇“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愿望，经由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氏二兄弟）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展，到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正式实现。

二、程朱理学：

1、宋代“理学”的产生：

（1）含义：所谓“理学”，就是用“理学”一词来指明当时两宋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儒学。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的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是批判佛、道学说的产物。

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合作探究】宋代“理学”兴起的社会条件：

①理学的兴起与宋代政治特点密切相关。隋唐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纲常松弛，道德式微，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家学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上学的主观努力。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②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一统政局后，农业、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大规模发展，在此基础上，科学文化的进步尤其引人注目。哲学本来就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理学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思考，正是宋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③理学的兴起与思想史自身进程密切相关。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果实。中国思想史在唐代中后期形成一个重要转折，韩愈倡儒学道统，辟佛、道，打破了三教并盛的局面。宋代儒学为了与统治建设相适应，儒学道统自然成为其承续的对象。理学也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于疑经改经，相互辩论，相互启发，独立思考，大胆立论，讲注义理，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

（2）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

1）北宋：程颢、程颐（合称“二程”）

①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理而后物。（核心思想）

程颢被习称为“大程”，河南洛阳人。北宋儒家学者，著名哲学家，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程颢青少年时代就学于周敦颐，他的思想发展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受到佛、道学说的一定影响，再加到儒学。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因二程兄弟长期讲学于洛阳，故世称其学为“洛学”。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二程在学术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他们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而且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史家认为，理学的奠基者为北宋五子，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是二程。

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

②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所谓“格物致知”原出于《礼记大学》，《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皆以“格物致知”为前提。所谓“格物”就是指“即物穷理”。“格”字有二义，一是“来”的意思，格物也就是“达于物”，或者“即于物”的意思；二是“穷至”、“极至”的意思，所谓格物也就是就物而穷理。对于“物”，可训为“事”或“理”。程、朱主张就世间万事万物而体认天理。格物穷理，是教人从待人接物的具体事情中去体认道学家所讲的天理。格物是致知的基础，致知则是格物的目的和深化。“致”，有推致和穷尽两重意义，这和“格”字的意义相近。致知是指通过格物达到对于天理的真知。

2）南宋：朱熹——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生平介绍：

朱熹，南宋儒家学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24岁起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他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他死后不久，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思想主张：

①理气论：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②心性论：其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说明朱熹心性论的基本特征。朱熹的“心统性情”理论，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畴，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

③认识论：朱熹对“格物”的解释，认为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穷理至其极；对“致知”的解释，朱熹认为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即扩展、充广知识，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与认识论相关的，在知行观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的目的在行，即实地践履，若想践履，必须先知，不过朱熹也强调知和行不能偏废，“知行学相须”。

④功夫论：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朱熹认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则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的意义。总的来说，程朱理学所强调的“格物致知”，并不是要求科学真理，而是明德之善，主要是道德层面的。

●历史地位：（科考依据思想外传）

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还形成“朱子学”学派。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又简称为《四书集注》。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四书集注》充分反映了朱熹的“道统”学，它发挥了儒家学说，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并加以阐释发挥，提出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书中还特别重视认识方法、修养方法和道德实践等。《四书集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它的刊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始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朱熹的学术思想在日本、朝鲜曾一度十分盛行，被称为“朱子学”，在东南亚和欧美也受到重视，足见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

以朱熹理学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于16世纪传入欧洲之后，正合了欧洲复兴“理性主义”的历史符节，从而作为助力推动了欧洲进入了“哲学时代”或“理性时代”。此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建，朱熹的理学都起到了导索和酵母的作用，以至于融贯于欧洲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之中。我们今天充分挖掘和认识朱熹哲学的这种世界历史作用，对于中国社会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凝聚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豪迈地走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义。

3、程朱理学的影响：（适应需要、官方哲学、维护统治）

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统治。

三、陆王心学：

1、陆九渊与“心学”：

（1）生平简介：

陆九渊(1139～1192)，号象山先生，字子静。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江西抚州金溪青田人。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陆九渊是中国“心学”的创始人。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

陆九渊从小就聪明好思。三、四岁时就向父亲提出“天地何所之”。这样深邃的哲学问题。七、八岁，“举止异凡儿，见者敬之”。他读古书，见“宇宙”两字，别人解说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他顿然大悟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陆九渊三十四岁中进士，先任隆兴建安县主簿，后改建安崇宁县。大约十年后，他被荐为国子正，不久，又迁敕令所删定官。陆九渊少年时曾读三国六朝史，有感于当时“夷狄乱华，后又听长辈讲“靖康之耻”，于是曾剪断指甲，学习弓马，慨然要为大宋朝廷复仇。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50岁的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1193年初，陆九渊在荆门病逝，棺殓时，官员百姓痛哭祭奠，满街满巷充塞着吊唁的人群。出殡时，送葬者多达数千人。他死后，谥为“文安”。为纪念陆九渊，后人将荆门蒙山改称象山，在荆门城西象山东麓当年陆九渊受理民事诉讼和讲学的象山书院遗址兴建陆文安公祠（俗称陆夫子祠和陆公祠）。

（2）心学：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因此民国时期陈复开始提出“心灵儒学”做出注解。

心学，又称“良知之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它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陆王心学主张以人“心”为宇宙的本体（程朱理学以“道”或“理”为宇宙的本体），这一体系强调自心，主张修生养性，返身而诚。先秦孟子和宋明陆王都是心学的哲学家，都强调人的主观性，并且认为在顺境或逆境下也不能动摇。南宋时，陆九渊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成为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强调人的主观意志方面的思想，以心即人的主观性作为哲学的核心，并和他的学生形成一个学派，称为“南宋陆学”。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说，成为集心学之大成者，因而又称“陆王心学”。

（3）思想主张：

①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

②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

③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反省内心就得天理。

陆九渊是与朱熹同时代的人，他曾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他倡言“心即理”，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提出“发明本心”、“求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和格物致知不同的是，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和大多数中国思想家一样，陆九渊的心学很大程度上也是道德层面的。他认为人生天地间，与天地并为三极。他以如何“堂堂地做个人”为前提，提出了“本心说”，主张“先立乎其大者”。例如，他认为发明本心是正心立志的根本途径。什么是“本心”？

陆九渊提出“心”有三个概念：即心（人脑）、心之所为（心理）和本心（一种心理形式）。“本心”即“仁义之心”。仁义即人道。人与天、地并为三极，天道、地道、人道都是宇宙万物本质性法则。仁义之心就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与天道、地道合一的社会伦理道德（人道）在人心中的反映，又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陆九渊称之为人之“本心”。“本心”是与天道、地道合一的人道在人心中的反映。人如果能保有本心，便能大做一个人。人如何才能保有本心？“发明本心”中的“发明”，即“发而明之”，意即“启发、开扩”。人的“至大、至刚、至直、至平、至公”的本心，虽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要贵学、尽心。若有放失，一定要反而求之。只有如此，才能保有本心。

2、王阳明把“理学”发展为“心学”：（心学的集大成者）

过渡：明初，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朱元璋和明成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明中叶，明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遂创立心学，以克服人们心中的“私欲”，挽救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心学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思潮。

（1）生平简介：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心学”创始人。

弘治十二年，举进士，明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兵部主事。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专志授徒讲学”，和湛甘泉结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正德元年（1506年），一度被权宦刘瑾排挤，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三年，到龙场。正德五年（1510年），升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正德七年（1512年），从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升授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平定漳州詹师富、大帽山卢珂、大庚陈日龙、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农民起义。

正德十四年六月，率部镇压福建农民起义军，于丰城途中获悉宁王反，即返安吉起义兵，水陆并进捣南昌，连下九江、南康、费时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献俘，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太监张永设法得以免祸，即称病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

正德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南京部尚书，九月归姚，会74弟子于龙泉山中山阁，指示"良知"之说，十二月被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此后6年许，丁父忧，服满亦不召用，专事讲学。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阁讲学，门人300余，并作《中天阁勉诸生》文书于壁。

嘉靖六年五月，受命镇压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瑶族、僮族叛乱，翌年秋平定。时肺病剧发，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享年56岁，谥文成，著有《王文成公全书》行世。

（2）主要思想：

①“心即理”：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王阳明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心”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理”是封建道德，存在于心，是人头脑中固有的，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主张通过“内心反省”克服“私欲”，以“致良知”，用封建伦理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可巩固封建统治。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

②“致良知”：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朱熹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在经典与良知的关系上，王阳明突出良知的重要性，认为经典为良知服务，看经书的目的是为了致良知。把儒家经典的权威性附属于吾心，也就是从属于良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盲从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王阳明从经学的角度批评并改造朱学，以更具主体思维能动性的良知范畴和“致良知”说扬弃并发展了传统的程朱道统论，使良知说成为左右当时思想界逾百年的学术思潮，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③“知行合一”：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熹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

【合作探究1】理学与心学的联系和比较：

程朱理学向心学的演变说明理学已走向极端。朱熹的观点是要人们接受封建道德观念（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则主张，封建道德存在于人们心中，只要恢复就可以了。相对于宋代以来的朱子学，阳明学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将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根源从外在的天理转化为内在的良知，以后者所代表的道德主体性取代前者的权威。虽然对朱熹而言天理亦在人心，对阳明来说良知即是天理，但毕竟前者偏向于外在的客体性，后者倾向于内在的主体性。二者同是维护封建统治，没有本质区别。由客观唯心主义（程朱理学）向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转变，说明理学已走向极端。

【合作探究2】宋明理学的特点：

①儒学进一步思辨化。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思辨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思想道家和儒家的发展。其中，道家借鉴佛教的宗教内容和形式，反应更为敏捷而迅速。相对而言，儒学的应变能力则要差得多。有唐一代，儒学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尤其是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宋明的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例如被称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孟子》与《中庸》中关于“性”与“天”的内容。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的“无极”、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子的“天理”、王荆公和二苏的“道”、王阳明的“心”等。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了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②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理学哲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③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佛学化的特点。宋明理学的佛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其三是把佛、道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合作探究3】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有什么异同？

同：程朱理学和王的心学都承认“理”的存在，都是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两者的思想实质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自然欲求。

异：认为世界的本原不同：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理在心外；而王的心学认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源，理在心中；

由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阳明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

【合作探究4】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显不同。

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做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

★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请谈谈程颐和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做法，对我们的学习有什么启发？

答案提示：对我们学习的启发是：首先在脚踏实地、认真学习每一个具体的知识，然后才能融会贯通，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学习水平。

⊙本课测评

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案提示：①“天理”是万物的本源。②人伦道德、尊卑等级、三纲五常都是“天理”；要“存天理，灭人欲”。③认识论上主张“格物致知”，通过探究万物，更好地理解天理，从而达到明德之善的目的。

⊙学习延伸

进行一场课堂讨论，谈谈对宋明理学的评价。作为一种流传几百年的传统文化，它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有哪些内容是不科学和不正确的？可以各抒己见。

提示：（1）科学或可取的一面：①宋明理学具有和谐意识。和平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小到家庭，大到民族、国家、人类都需要和谐的意识。②宋明理学具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不懈追求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今天人们依然能从中得到启示。③宋明理学崇尚道德，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崇尚道德可以促进文明的进步。④宋明理学强调力行。力行意识及其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自强的精神，对中国文化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2）不科学或不可取的一面：①尊卑等级观念；②重男轻女的观念；③因循守旧的观念；④重利轻义的观念；⑤重礼轻法的观念。

（3）对宋明理学应采取的态度：批判、继承、改造；去粗存精，去伪存真。

宋明理学教案二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列举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状况；

（2）一定思想文化是一定社会状况的产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存在；

（3）理解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正确看待和评价各个时期儒学的历史地位；

（4）通过对历史上儒学的发展变化的有关知识的掌握，了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规律，探究宋明理学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

2、过程与方法：

（1）结合宋明理学代表人物的经历和浅显的文字材料，帮助学生弄清理学的内涵。

（2）了解思想观点，观察儒学发展变化，分析其历史地位和价值；并联系相关知识，比较综合归纳、探究历史规律。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三教并重局面的出现，反应了不同文化的互补可以促进思想文化的发展，反应了维护互补的重要性；

（2）儒学从佛教、道教中吸取了有益的内容，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辩化的过程，认识这是中国儒学的一大进步；

（3）心学的出现既反应了理学的发展，也说明了理学的不足，新的思想萌芽呼之欲出；

（4）援引一些对宋明理学评价的材料，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谈一谈宋明理学的精神取向及其现实启迪。

【教材分析】

教材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魏晋隋唐时期儒学的发展；宋朝的程朱理学；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家思想发展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一方面反映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学，也有一种“与时俱进”、自我调节、适应时代的本能，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衰落，不断发展完善和走向极端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促进或阻碍作用。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充分准备，精心设计，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努力提高教学效益。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程朱理学基本内容。

难点：理解理学和心学的思想内涵；正确评价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历史地位。

【教学过程及要点】

<导入新课>

教师以引言部分的内容为素材，告诉学生汉代以后由于社会动荡，人们对传入的佛教有了更多的兴趣，儒学思想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可以从杜牧的诗入手，介绍梁武帝三次入寺院当和尚的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设问：

1．为什么汉代儒学刚刚确立了正统地位，汉以后人们对佛教的兴趣日增？

2．佛教的兴盛开始挑战儒学的地位，儒学应该怎么办？

<推进新课>

一、三教合一：（儒、佛、道三教合归儒）

1、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新发展：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即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中国本土化；道教也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遵道”。

（1）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面临严重挑战的原因：

①佛教的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他们将佛教作为巩固统治，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其次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当时南北对峙，王朝更迭频繁，兵戈不息，剥削残酷，压迫深重，人民要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再次，佛教本身具有很大欺骗性。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生幸福上，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和安慰；第四，实际经济利益的驱使。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僧尼不入国家户籍，可以逃避赋役，破产农民大量投身寺院，寺院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力量；第五，佛教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在自身传统方面作了自我改造，给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各种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上机会均等的满足。

【备课资料】最爱当和尚的荒唐皇帝——梁武帝萧衍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字相达，齐高帝萧道成族人．其父萧顺之曾助族兄萧道成创齐，官至顿军将军、丹阳尹。萧衍博览群书，有文武才干，曾被齐竞陵王萧子良召入为西职。与沈约、谢眺等著名文士台称西郧八友。萧衍因助齐明帝杀齐武帝诸子，被迅速提升，齐明帝死前，任命他为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的雍州刺史。萧任雍州刺史后不久，齐东昏侯萧卷宝即位，杀戮大臣，乱事四起，萧衍起兵，一年后攻下建康，杀萧宝卷。追贬他为东昏侯。次年四月，萧衍又以梁王的身份取代他拥立的齐相帝萧宝融，建立了梁朝。

梁武帝三十八岁登基，八十六岁死于侯景之乱，在位四十八年。他一反前朝建立之后大杀前朝宗室人物的作法，齐高帝萧道成嫡系子孙都可以出仕梁朝。梁武帝创业功臣也都得善终，梁宗室子弟只要不蓄意谋反，都得以重用。他又是历代王朝最有学问的皇帝，他即位以后，虽政事繁杂，仍手不释卷，一生撰写注释、闻释儒经及佛教经典的著作数百卷，文学作品集120卷，组织并参与编撰了长达600巷的《通史》。

梁武帝笃信佛教，造诣极深，并屡屡向寺庙捐助财物，曾经三次入寺舍身，最长一次有37天。这位皇帝在宗教信仰方面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作为一名狂热的佛教徒，梁武帝在位期间花费大量公款，兴建了大量佛寺。公元519年，他在同泰寺院受菩萨戒，从此被称为“菩萨皇帝”。更荒唐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佛祖的虔诚，公元527年，身为一国之君的梁武帝到同泰寺做法事时，竟突发奇想地宣称要舍身于此，甘为寺奴。还下令改年号为大通。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吃素。老人皇帝做事总是和年轻时、壮年时不一样。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大臣议论纷纷，都反对。最后，萧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

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被群臣把他从寺庙里接回，要他继续主持朝政。梁武帝回宫后，想想不对：“普通百姓出家后，要还俗还得拿一笔钱向寺院赎身；我是堂堂一国之君，还俗怎么能不出钱呢!”

于是，梁武帝再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这次大臣们又来请他回宫，他说什么也不答应了。有个大臣忽然灵机一动，说道：“皇上既然‘舍身’为僧，我们就要为他‘赎身’，才能请他回宫啊!”

大臣们觉得这话有道理，就化了一万万钱，去同泰寺为梁武帝“赎身”。寺院住持收到这么一大笔赎金很高兴，十分爽快地同意这位皇帝和尚还俗。

过了不久，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而且，他为了表示自己虔诚信佛，不但“舍”了自己的身子，还把宫内的人以及全国的土地都“舍”了。梁武帝“舍”得多，为他“赎身”的钱也要化得更多。大臣们花了一个月，凑足了二万万钱，又把他赎了回来。

过了一年，梁武帝第四次又到同泰寺出家。大臣们只得又用一万万钱为他“赎身”。

梁武帝前后四次出家当和尚，大臣们共花了四万万“赎身”钱，把国库都给折腾光了。梁武帝晚年一心只想当和尚，不管国家大事，朝政混乱，最后连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了。

548年，爆发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叛乱，因这场叛乱的发动者是投降梁国的东魏将领侯景，史称“侯景之乱”。萧正德权欲熏心，迎侯景入建康(令江苏南京)，侯景集中兵力围攻建康中心台城。梁朝诸王军队虽然已汇合到建康周围，但都按兵不动。台城被围130多天，粮食断绝，以人肉相食，又疫病流行，城内十多万人，最后只剩下二、三千人，城内到处都是尸体。549年3月，侯景攻破台城，把梁武帝萧衍囚禁起来。侯景控制朝廷后，马上杀掉萧正德，不久，86岁的老皇帝被活活饿死。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高寿皇帝。

②道教在民间的传播：道教创立于东汉末期，开始主要在受苦受难的民众中流行，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道教最早的表现形式，太平道发动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遭到镇压，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江南江北广大地区仍然继续流传，在上层社会中也拥有不少信徒。魏晋以来，封建统治阶级逐步对原始道教从理论上、组织上加以改造，使它成为巩固统治的精神工具。东晋时道教日盛，不仅有皇帝、大臣信奉，下层民众中也拥有众多的信徒。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以五斗米道为号召，领导农民起义。南北朝时，官方道教已经形成。

③儒学本身的问题和缺陷：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思辨性和理论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儒学在孔子创立之时，只是一些伦理原则和教条，由于孔子本人罕言“性与天道”，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从“四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讲究阴阳家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样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扬雄），而董氏谶纬神学化的论证更是粗浅，不值一论。

（2）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①儒教：早在魏晋，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魏晋玄学上承先秦西汉以来的道家哲学思想，并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先秦西汉的新道家学说。玄学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体现在政治上，便主张“无为”，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也要无为而处。汉初黄老思想所讲的“无为”，着重讲统治术；玄学所说的“无为”，重点在讲处世术。从“无为”出发，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辩解，认为“名教即自然”，封建的尊卑、上下关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玄学是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其宣扬的老庄哲学，经过曲折的演变，终于与儒家哲学相表里，即披着道家思想外衣来宣传儒家纲常名教的外道内儒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成为士族地主的意识形态。

②佛教：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佛教自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佛教调整了与世俗王权的关系，调整了与儒学的关系，调整了与民俗的关系。特别是调整了与儒学的关系。佛教的传入并泛滥，必然要引起中国传统思想的抗争，首先引起论争的是道教，在理论上与佛教争论的是儒家，但儒家是以直觉思维进行批判的，缺乏思辨的理论色彩。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这使得许多佛教徒竭力调和佛、儒两家，“内（儒）外（佛）兼修”，解释戒杀为仁，戒盗为义。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则解释为出家不是不问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统一了出家与入世的关系。

③道教：晋朝人葛洪是最早把道教理论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的人，他所写的《抱朴子》一书，不仅对战国以来“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阐发论述，更重要的是把神仙信仰与儒家思想捏合起来，提出道教徒要以忠孝仁信为本，否则，虽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北朝寇谦之以“整清道教”为己任，打出“专以礼度为首”的旗号，完全按照封建伦理观念制定了一套教义，鼓吹“于君不可不忠”，“不得叛逆君主，谋害国家”，劝导人们“勿怨贫苦”，“戒勿以贫贱求富贵”。他还袭用佛教轮回转生思想，用“若有罪重之者，转生虫畜”欺骗恫吓人民。刘宋的陆静修依据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吸收佛教仪式，编制了新的道教斋戒仪式，齐梁时的陶弘景，以现实社会为模式，制造出“仙亦有等级千亿”的理论，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道教兼采儒、佛、道三家之说，把它们糅杂融汇在一起，以汉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形式出现，有利于宣传推广，扩大影响。

2、隋唐时期，儒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三教合一”。

（1）隋朝：儒学提出“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2）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隋末，道教徒积极参与了灭隋建唐的政治活动，到唐朝初年，李渊和李世民尊道抑佛，先道后佛，李世民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了道教的特殊地位。武则天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道教势力受打击。唐睿宗、唐玄宗父子二人迷信道教，道教优势又逐渐得以恢复。唐肃宗、唐代宗崇佛，道教势力再次衰退。到了唐武宗时，朝廷废禁佛教，独尊道教，第三次出现道胜于佛的优势。道教宣传清净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轻徭薄赋的要求有相同相通之处和异曲同工之妙，适应了唐初社会在大乱之后，天下初定，人心思治，统治者调整政策的政治需要。同时，道教也提倡佛教的“因果报应”，还鼓吹儒学的“忠”（忠于君主）和“孝”（孝敬父母），此外，还搞巫师的一套“长生术”，不仅适应了统治者麻痹人民的需要，也迎合了统治者追求长命富贵的欲望。

隋朝比较重视佛教，隋文帝广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译经写经。李世民尊道抑佛，但他也敏锐地感到，宣传“因果报应”，鼓吹“与世无争”的佛教，也不失为可利用的工具，因此在过去的战场建造佛寺，以后又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序文，采取二教并重政策。唐朝有三次崇佛高潮，第一次是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曾利用佛教篡位，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进一步刺激了佛教的发展。第二次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第三次出现在唐懿宗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儒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佛教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或者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性化了。

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发展中，儒教日益处于劣势，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佛道二家的压力。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唐中叶以后，儒学大师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率先提出要复兴儒学。他们在回应佛道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道入儒。韩愈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所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并且自己以继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所有这些都启发后来的儒者以一种复兴儒学的意识。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宋明理学之端绪。韩、柳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汇“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愿望，经由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氏二兄弟）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展，到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正式实现。